《时间管理》

有人说过，“只要给Batman准备的时间，他能击败任何人”或是“Batman is always prepared”。当然，后者有些许夸张成分，但是都强调了准备的重要，而是否准备充足来源自时间管理的能力。

时间管理分成对大事和小事的处理和安排。闲暇通常指在每日大事之间的空档，空档通常作为处理小事之用，也可以将大事“化小”，分成多个小部分来处理，这个空档的利用，成了时间管理的关键。

当然小事和大事的界定其实也是模糊的，更精确的分类可能是公事和休闲之事。对于我这个学生来说，公事是上课、做作业和读书。在不做这些公事时，大部分的时间都拿来办活动或是看书、看新闻和运动等等。最近，也开始兼职一些不同种类的工作，赚点外快。在等人之类的零碎时间里，除了和朋友打哈哈之外，也会看点书、新闻、email，或是回复信息，也会通过一些社交网站来看新闻。

《学文集》的负责人周嘉惠博士曾写过他因日常事务繁忙，有时文章竟是在等人或等餐的零碎时间里一句句慢慢拼出来的。我私下在和他邮件交流当中提到我为此汗颜，原因并不是因为并不知道时间还能这样用，而是钦佩这种毅力，毕竟比起写文章，浏览社交网站轻松多了，要克服欲望，坚持下来，不简单。

因此我觉得时间管理除了是知道各种管理与分配时间的技巧之外，还要有毅力。这个毅力的用途就在坚持安排和实践时间表上。毕竟没了实践的毅力，再完美的计划也是徒然。

写于2015年7月

《缅甸之旅》

去年年底和好友去了一趟缅甸，一路上除了看到众多的庙宇之外，还带回来了一些政治与文化上的收获。

缅甸于2005年从仰光迁都至内比都，主要民族为缅族，人口约6千万，主要宗教为上座部佛教，国家体制为共和立宪制，国父为昂山将军，民主领军人物为昂山素季。过去在1988年缅甸军政府上台后，由于一系列打击人权与民主的举动，而招致来自美国、欧盟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

在2010时，缅甸却迎来了难得的政治改革，缅甸政府释放部分政治犯、前军人政府丹瑞退位、吴登盛成为现任总统、开放面子书、Twitter、BBC及Youtube等通讯管道和承认全国民主联盟（NLD）等一系列举措。

缅甸是一个需要签证的国家，根据网上的资料，申请时需要交上各种机票、行程等各种资料，可是在申请的过程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两天内就得到批准。

在前往缅甸前几个月，联络了当地的组织。起初打算在一个美国人设立的图书馆内帮忙，结果对方暂时不需要人手而介绍给了其他相关的组织。之后，原以为是到当地某间小学教英文，之后再和当地的一个类似Pre-U的学校交流，结果该小学临时有事，因此只能和那个Pre-U交流。此学校是由美国的几位教授到此设立，目的在于提升当地中学生的素质，之后将他们送去美国读书。

在交流之中，发现他们几乎都毕业自当地的国际学校，之后就转入这个教育计划，准备前往美国升学。他们算是缅甸国民当中青年一代的菁英，也是未来的栋梁，而且来自不同的民族，可是很遗憾的是，部分人打算在美国求学之后就直接在美国扎根。让我想起了2008年以前的大马，在政治海啸之前，年轻人之间的普遍论述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出国，然后就不再回来，因为对当权政府已经失望，可是又看不到改革的契机。

缅甸有趣的是，2010年改革过后，以前看似明朗、经济起飞、民主光辉的未来就在前方，可是在和当地人交流当中，却没有明显的迹象。多数都赞成改革开放，但对前景有所保留。在某间旅舍里就遇见了一位美国归来的缅甸华人，他说目前军政府下台不代表他们完全放权，反而是他们加大敛财的手段，因为目前国家大部分的资产其实仍掌握在他们手上，开放后，流入的投资大增，代表他们的收入也同时大增。

提起来固然有道理，但是他们对网络、新闻、外国记者等的宽松管制，却像是自掌嘴巴的武器，因为根据“阿拉伯之春”的经验可得知，自由的通讯网能够扩大资讯透明度，加强民众监督政府的能力。与此同时，除了几个大城市，其实缅甸大部分的民主还是处于贫困阶级，目前网络与SIM卡的也越来越便宜，手机流通率是9%，多数集中在大城市，相信醒觉的土壤将从城市开始萌芽。

另外一个说法即是，他们军政府提早下台其实是在担心经济不断衰退下的各种反抗，也是在担心政敌在他们溃退时的围剿，因此提早下台。我觉得这理论其实可以很好结合上一个论述，因为提早下台不但能避免内部的恶斗，也能通过之后加强的经济实力来巩固自己的底蕴。

同时，猜测缅甸前军政府应该也自觉还有王牌，因为只有75%的国会议员赞成，才能修宪，而75%的国会议员通过选举产生，25%直接由前军政府的成员担任。因此他们能够否决任何要修改不公平宪法的权利。这也将是昂山素季和她的全民盟（NLD）2015年大选期间主要抗争的课题之一。

愿缅甸有天能够守得云开见明日。

*背景图为在缅甸仰光的独立广场旁的占领运动，当我们交流时，他们已占领两百多天，如果还在的话，现在应该一年多了。

写于2015年4月27日

2019年5月17日补充：结果昂山素季胜选后的表现令人十分失望。

《搏击俱乐部中的消费主义》

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是一部由布莱德•彼特（Brad Pitt，饰泰勒•德顿），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饰叙事者）和海伦娜•博纳姆•卡特（Helena Bonham Carter，饰玛拉•辛格）主演，戴维•芬奇（David Andrew Leo Fincher）导演，谈“消费主义”的美国电影。

电影主要以主角叙事者（the narrator）和他因多年失眠及抑郁所创造的另一人格泰勒•德顿（Tyler Durden）为主线，同时玛拉•辛格（Marla Singer）穿插其中，三人之间的出场愈加让彼此的个性更为鲜明。

剧中叙事者是某汽车公司的调查员，长期以来过着枯燥的上班族生活，并想通过不断购买家具来找寻与定义自我，填补心灵的空虚，可是事与愿违，他渐渐经历长期的失眠，并常常在不同的州属和飞机上惊醒。之后他尝试找各种自助团体，并成功重新获得睡眠，可是之后玛拉的出现毁了一切，但也正因为玛拉的出现，彻底让泰勒的人格完整出现，他们一同创立了“搏击俱乐部”，造成之后一系列反抗现有体制与消费主义的行动。

泰勒本身是叙事者的反面。叙事者懦弱胆小，并且深受现有社会条规的拘束，并“很可能”从小受父亲教育，被灌输人生就是“成家立业”（因为这故事出自泰勒之口）。反之，泰勒放荡不拘，不收受条规限制，不断冲撞体制，并协同叙事者一同创立“搏击俱乐部”，在全美进行各种破坏，最后以泰勒的“死亡”和十多件商业大厦的爆炸坍塌作为结尾。

此片直戳消费主义的第一幕应该就是叙事者在阐述说他有购买家具的瘾，因为在购买家具的过程中，他觉得他渐渐被定义出来，以前常常看的是色情片，现在却沉迷在产品目录表中。而泰勒就在不断地将他先前的生活中抽出，包括直接炸毁他家和所有家具。叙事者这样的“定义“过程，其实也在梁文道谈《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中听过。

搏击俱乐部的成立和他之后暴力的行为其实可以看做是对消费主义的一种抵抗，虽然很暴力，可是很真实，因为里面成员大部分都是一般的中下阶层，长期以来被这消费社会压迫，以夜继日的生活就是为了符合社会的“游戏规则”。

对于此片出品于1999年感到相当的惊讶，毕竟至少现在还是很多人都没注意到这社会的疾病。但1999年也是个好时间，毕竟当时97亚洲金融危机刚过，是个反省现有体制的时机，可是看看周围越建越多的购物商场和日益蓬勃的消费行为，很显然我们还是没学到什么。

电影以暴力破坏的形式来对抗电影世界内的消费主义的同时，其实也在冲击我们脑中对个人的定义。假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剔除了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又有什么能够定义我们呢？假设今天拿走你身上的所有的品牌和物质，那么你又是谁呢？

看完这电影后，脑中就不断回旋着这段话。我觉得其实当一个人外在由购买而来的定义都去除后，像在《The Dark Knight Begins》中蝙蝠侠所说的：“It’s not who I am underneath, but what I do that defines me.”

其实看看那些所谓的红人或西装笔挺的政要商贾，当他们做错事时，大众也不会因为他的外套多贵而影响对他的道德审判。但是这个观点的缺陷就在于，对于破解这消费主义，我们都得等到那些权贵或一般人犯错后，才能真正解下对他的预先印象。就像平常社交时一样，一个人的穿著打扮往往就让我们对他设立了一个刻板印象，在经历长久的接触后，才能渐渐破解这层迷障。而破解的关键和批判权贵的道理一样，就是通过他们的行为，但这一切都是相当被动的过程，因为我们能做的其实是被动地在他人的外在和行为的存在后，才能判断。

那么有什么是能够突破这瓶颈的呢？

有幸，在看完此片后不久参与一个国际研讨会，受到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陈信行的肯定和启发。

据陈教授的看法和实践经验，他认为消费主义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举例说，当大家发现Nike在非洲有血汗工厂，压榨工人，那么有志之士或社运团体要做的就是宣传这事件，因为原本大家买Nike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它很酷，但是大家都在批判他的劣行时，这品牌自然就变得不酷，失去了自身的吸引力。在业绩的压力下，他们只好择善而行，加强员工福利等，并道歉和宣传其他良好的美德。可是这策略其实依然是在消费主义的游戏规则当中和它玩，但是好处是务实，并且比较温和，容易引起大众的参与和共鸣。

同时，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便是从自身突破消费主义对我们判断的限制，主动地改变自己在评断自己和他人时使用的基本标准。方法是主动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因为虽然说我们存在在消费主义的社会，可是还是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并行，就如各种在为边缘人、环境保护和小区建设发展等努力的人们，在他们的评判别人的标准中，受消费主义的影响通常都会小一些。

当然，这些都是解法的一部分。除了不断创造新的策略，还要坚定地实践，抛弃消费主义并不是真的呼吁大家摒弃金钱，不买东西，或任何有品牌之物，而是要改变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

最后，以戏中泰勒所说的一句话作为结尾，“We buy things we don’t need with money we don’t have to impress people we don’t like.”希望大家能一起努力，有朝一日都能不再受到消费主义的限制，创造“后消费主义”的时代，迎接各种新的可能。

写于2015年3月31日

《过节，我感受到了什么？》

进入21世纪，在大部分城市当中，习俗正在慢慢地消逝。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甚至是长辈来说，新年唯一不可以剔除、最重要的仪式，就是团聚。

毕业后，不知不觉就离开家乡在外就读了近七个马来西亚的夏天，回家过年开始成为了大家见面的最佳时间，也是最合理的理由。

小时候，我和两位姐姐由一位保姆Aunty和她的丈夫——“保姆Uncle”带大，直到7岁上了小学一年之际，因为一些事情而停止了和她的这种哺育关系。算算，距今也14年了。

从小学的懵懵懂懂，到中学的跌跌撞撞，高中时开始和两位姐姐寻求大家都有空的时间，去看看Aunty和Uncle，但是常常因为时间配合不来，个性所致，又不太敢一个人独行，因此计划经常都告吹，而大家都到齐的除夕就成了我们拜访他们的最佳时机。

10多年前，当Uncle还50多岁之际，我还称他为“师傅”，跟他玩对打，“拳拳到肉”，幻想自己是武侠片中的英雄，“自小习武、身怀武林绝学”。随着一年又一年的探望，发现Uncle以前精实的肌肉开始会随着手的挥舞而摆动，Auntie的脸上开始留下岁月火车的印痕，但身体都还算健康，两老在家含饴弄孙。

在家乡的朋友能见上面的还不算少，但少见面的，可能彼此间的感情链接只停留在面子书上的“互赞”。就连感情最结实的高中同学，参与每年班拜的热情开始冷却（原因之一或许是大家也想和平日少见的亲戚家人聚聚吧），只剩团圆饭还算大家都尽量出席。

而我的父母，还算幸运，一切无恙。父亲控制饮食，工作量增加，瘦了一点；母亲比起我小时候的当年，现在开始常抱怨自己的记性不复当初，开始会忘东忘西，忘记出门用餐时需带上爸爸的药。

也想起小时候，爸爸早上9点多上班，傍晚6、7点回家，因此，家中妈妈陪我度过的时光比较多。这两年慢慢观察，发现原来自己身上的特质如：外向、爱说话、小有幽默感和爱演都是从她身上学习而来。

多年来为家庭的付出，谢谢了妈，也辛苦了爸，新年快乐！

写于2015年2月23日

《浅析香港占中的各方立场》

   身为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90后大学生、海外华人，对于占中这件事，我有一些看法。如果很粗暴地分析，占中的立场可分为大中华主义与阴谋论派、民主自由派及不关心不知道派。而有一个须知前提是中共不等于中国，它只是一个政党。以下将主要论述前两个立场。

   第一，大中华主义与阴谋论者的认为台湾太阳花学运与香港的占中都标示着美帝国主义的扩张，一切都是英美在背后扯动。但是根据邱光耀邱博士的分析，反服贸本身就伤害了美帝主义。除此之外，如果依照这个逻辑，全世界的民主运动都应该被打压，柬埔寨应该依然维持红色高棉的统治，缅甸的昂山素姬也应该继续关押，因为那是“英美”推动的民主化运动。苏联的倒台、俄罗斯的民主化也需要镇压，因为那也是“英美”在后面偷偷摸摸地搞分裂。更讽刺的是，根据这套逻辑，大马的民主化进程也是美帝主义推动下的结果，应该镇压。

   各国都有间谍存在各国之间，尤其像是美国与中国之间，这已是不争的时事，但是为什么美国就能在中国挑起事端，而中国就无法在美国搞事？如果一个国家稳定发展，民众衣食无缺，想表达时无需担忧，想吃饭时无需提心吊胆，想浏览网站时无需翻墙，有钱人想移民，多数穷人与中产阶级只能留下时，还想渐渐把自己的那套搬到相对自由民主的地区，这样的国家，能不出事吗？

   第二，前者认为中共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了自己的人民。其实，长期以来，中共对待底下老百姓的政策就是将他们分成敌人与人民。敌人之中包括文革时期的“反动派”、六四中的学生及各界的异议分子。在统治中国后，中共以“杀地主”来调节农村的生产问题，“杀资产阶级”解决工商业问题，“杀法轮功”解决信仰问题。 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万人，六四中至少上千名学生受害，文革里死了数以万计的对国家未来至关重要的知识分子，“破四旧”之类的极端手法，也是中国目前道德沦落的原因之一。

   这是种族主义外另一个分化国家的手段，也是共产党特有的标志，将异议分子以不同的形式斗走、斗死。靠杀人立国的政党，依然在延续其传统。古今中外，参照各国的统治，各思想家如圣雄甘地与南非前总统的理念，一个民众有反抗就武力解决甚至杀人的政府，我们凭什么说他是爱戴人民的呢？

   第三，大中华主义者认为中国太大，不能搞民主，搞民主会四分五裂。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就点出了此中的逻辑毛病，“搞民主会分裂，难道不搞民主就不会分裂吗？”

   虽然说独裁体制下的唐朝也曾出现如“开元之治”、“贞观之治”、 “永徽之治”这类的盛世，可是纵观唐朝21君主中也就寥寥几位出彩，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独裁体制的致命伤在于无法确保接着上位的都是好人。

   况且，中共体制下的中国不断强调维稳，有点像马华领袖说的“要稳定，不要乱。”稳定其实以两种形式存在，第一种是镇压式，第二种是疏通式。如一座水坝，当内部压力过大出现裂缝时，假使我们使用镇压式，那么我们就应该那里有缝哪里補，甚至不惜把水坝内的“多余的水”去除，就像中共对待异议分子的方式，哪里有不同的意见就镇压哪里，小则删除言论，大则关押、去除与武力镇压，如1989年的六四学运。疏通式的关键就在阻塞时的解压。民生问题与异议分子就像水坝内不断堆积的压力，最恰当的办法就是在压力过大时开闸泄洪，接受意见，进行改过，如果不行，那么我们下届就说再见。

   民主本身充满缺陷，据王丹所述，三权分立往往变成三权勾结，第四权媒体的出现也受权势与大资本家的控制，第五权——公民抗命便油然而生。民主是一个相对活跃的体制，近公元2000年，缺点多多的民进党未成大势时，记者问李敖为什么明知民进党问题多多，为何还要支持它，李敖回说：“我有选择吗？我支持乌龟打王八蛋，不是因为乌龟好，而是不能让王八蛋一家独大。”

关于第三派——不关心不知道派，主要是针对大马的现况。那是我们社会的悲哀。身为一位在私立大专就读的90后，我们目前处在505后的政治热情低迷时期，也是民主进程往前跨步的转型期。由于从小缺乏健全的民主教育，加上功利主义、考试主义至上，我们总是在课业补习间来回，老生常谈，但问题还在。当我们习惯把这些事摆在第一位之后，所有的民主自由行动都似乎得在做完功课或其他琐事，并在不与上课时间冲突的情况下，才偶尔会参与其中。为了转型，我想未来的出路就在于政府积极以实际行动推广阅读、并在教育体制中加强民主的意识，当政府不做时，那么至少我们得动员起来做。

      谈到占中，也得略谈海外华人的情况。在台湾，主要倾向于支持占中，但是还是有少数派反对，而这些反对声中，有证据显示有些是中共派来装成台湾人搅局的。当地的主要媒体其实没什么认真关注这件事情，根据管中洋作者的分析，这出自于经济考量，由于中国方面将会过滤新闻，面对这么一块大饼，他们就选择了报喜不报忧。

在大马，就如上一段所述，其实没什么人在热衷地关心，扣除报纸偶尔的报道外，在社交网站上没什么人在关注。对于一个主流媒体被控制，主要靠社交网络散布消息的国家来说，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的人都没注意这消息，最多也只是知道有个示威，而背后的起因道理，多数人就不得而知了。

写下这篇文章只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到其中的问题所在。很多时候，看事情总是需要一再的思考，以及不断的阅读、资料收集才能有比较全面的看法。没有人会很得空就搞一个占中，背后一定是有复杂的因素在里面。当示威对政府已经不痛不痒没感觉时，占领运动就是一个行动升级的手段，像当时圣雄甘地对抗英国殖民政府的【不合作运动】，是一种正义、人民的诉求。大中华主义者与民主自由派其实都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想要中国好，我亦然。毕竟如果有一天每个国家都好好的，那一天应该就意味着世界和平的到来。顺道送所有政治冷感的人一句王丹的话，“香港人告诉我们，政治冷漠的结果，就是早晚有一天，你会被逼上梁山。”